年少轻狂时，自觉为“弱势群体”的代言人。在丛林中，“弱势”即“绝境”。那时的立场已为最后的绝望埋下了伏笔，只是当时意气满怀，虽中过若干暗箭也不觉甚苦。但最终我还是清醒也悲观地觉悟道，在一个行事没有底线的国度里，连抵抗也是绝望的，任何“人间奇迹”都会发生。
如果我告诉你，我被一个女人打败了，你相信吗？如果没有2011年2月25日的那一幕，连我自己都不肯相信。那天下午，我在地下室里被一个女人袭击，猝不及防中被人从身后拽着电脑包带拉倒在地，不仅包带断裂，而且胸口处传来一阵阵刺痛。我忍着心口的绞痛从地上挣扎着爬起来，问那位身高近一米七的女斗士，此为何来？此时，她显然不欲与我辩理，一边狂喊着“杀人了”，一边猛然将手伸了过来。先是将我近六百度的眼镜抓走，再在我的左脸颊上留下一道从眼眶贯穿至鼻翼附近的深深血痕。
我报了警。前来的两位警官大人看着满脸血污的我，不但没有丝毫同情之意，还要给带上手铐。后来，我才明白，他们来自2009年75事件时约谈过我的济南市历下区科院路派出所。
一头受伤的高加索的狼
在迦那呛人的黑雾里穿行
没人了解它的身世
只知道那是一头绰号疤面的高加索的狼
它因何流落这铁笼似的城市
又为何受伤
没人知道也没人关心
在这块被黑衣完整覆盖的大地上
人们只知道低头走自己的路
——《丑陋的迦那划伤了它的脸》2011年3月5日
“迦那”为梵语对中国之称，这首写于时隔一个月后的小诗隐晦地透露了我对此事前因后果的思考。虽然派出所偏袒那个女人，但我没做过多纠缠，也没有选择在我熟悉的网络新媒体上发出呼救与声讨，我对这个国家臭名昭著的司法系统毫无信心，对自己那个贫弱民族也无信心。我一向认为我的博客“一个回族人的时代言说”是我为民族建立起来的发声的公器，公器私用，于心不安。我选择隐忍，但没有放弃抵抗。巴勒斯坦在西方最雄辩的代言人爱德华•W•萨义德在《知识分子论》一书中曾专辟一章论述知识分子应该“对权势说真话”，既然我选择了为穆斯林少数群体说话，我就会将言说进行下去。随后，我投入了对“阿拉伯之春”的观察与评论之中，力图摆脱外界的干扰。
但树欲静而风不止。法院不断发来传票，派出所也不断约谈我的父亲。一次，科院路派出所的一位负责人孙敏曾威胁我父亲，公安机关将劳教我。为此，他们要求我做第二份笔录，试图通过施加压力让我自证其罪，进而为新的惩罚我寻找借口。我为自己的清白做了坚决的辩护。
最近，朋友告诉我，安然同志的实名“崔浩新”已成为一个热门关键词，一搜索即能出现大量对我进行人身攻击的网页，那个女人干的。她声称我是“精神病患者”，而且，言之凿凿地说是科院路派出所向她展示了一份我的病历。
在一年多的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下，我确实身心俱疲，几次到了崩溃的边缘。但我还没有入院，就为我准备好了病历，公安机关为民服务的态度不免太过体贴了一些。
这让我想起一段苏联的往事。在苏联，精神病院不归卫生部管，而归苏联的内务部管理。喀山医院就设立在喀山监狱之中。医院里没有医务工作者，而是清一色的捍卫国家安全的警察先生们。苏联医学界专门发现了一种新病种——“政治精神病”，因此，大量的良心犯得以入院“治疗”，直到他们放弃自己的良心或彻底疯掉为止。
如此看来“精神病”作为政治术语是有着悠久的红色传统的。科院路派出所和那个女人都未说谎，只不过是我对这个世界的真相的理解始终跟不上形势。
1983年，得知世界精神病学会将要开除自己的会员资格时，苏联专家决定先下手为强，在会长刚要宣布时，全体退场以表示是自己先行开除对方的，而不是相反。他们走出去的样子很骄傲，世界精神病学会的专家认为：又出现了一种新病种。
原来在红色国家，无论是异议分子，还是官僚阶层，迫害者和被迫害者都有可能成为精神病学被研究的对象。
